发布会现场（中国网 郭天虎 摄）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副主任刘均勇：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出席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今天发布会的主题是介绍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有关情况。我们邀请到了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先生，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副司长毛德智先生，浙江省宁波市委常委、鄞州区委书记褚银良先生，山东省荣成市委书记包希安先生，一起回答大家的问题。下面，首先请张天佐司长为大家介绍有关情况。
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
女士们、先生们，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好。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满足农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意义十分重大。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对乡村治理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都对此作出了重要的部署。
机构改革以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立足职能定位，切实做好乡村治理的工作统筹、部门协同、机制创新、试点示范，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了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百乡千村”全国示范村镇创建等一系列工作，大力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各地也不断地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创新方式方法，提升能力水平，涌现出了一批好经验好做法。我们在广泛征集、各省择优推荐的基础上，进一步遴选和整理推出了北京市平谷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天津市北辰区乡村治理“五步诀”、河北省河间市“四位一体”联动工作法等34个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这是继去年首批发布20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以后，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第二批案例。
总结推广典型案例，既是落实今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推广乡村治理创新性典型案例经验”的具体举措，也是典型引领、推进工作的一种方法。我们专门印发了推介通知，推动各地认真借鉴典型经验做法，因地制宜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乡村治理模式。这些案例层级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主要从加强党的领导、丰富议事协商形式、创新基层治理方法、强化县乡村三级联动、引导多元主体参与、解决突出问题等6个方面进行了归纳，是针对乡村治理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形成的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当前，我国农村仍然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之中，城乡关系深刻调整，乡村社会加快分化转型，村庄治理结构规则秩序持续变化，乡村治理面临着许多需要破解的挑战和难题。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各地积极探索，勇于实践，继续研究和总结各地的典型做法，成熟一批，推介一批，充分发挥好典型案例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谢谢大家。
刘均勇：
谢谢张天佐司长的介绍。下面请记者朋友围绕今天的主题进行提问，提问时请先通报一下自己所代表的新闻机构。
《人民日报》记者：
我们知道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环境复杂，牵涉面比较广。刚才发布了34个典型案例，能否再具体介绍一下这些案例主要是哪方面的乡村治理模式？谢谢。
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副司长毛德智：
谢谢您的提问。我们这次推出的34个典型案例，相对比去年发布的20个典型案例数量更多，内容也更丰富。这也体现了我们在推进乡村治理的过程中的新进展、新成效。刚才张天佐司长也说，我们从6个方面进行了归纳总结，实际上这34个案例也可以分为6种类型。
第一类案例，是注重强化党的建设，加强党对乡村治理的全面领导，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纵深下沉，实现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的不断延伸。比如上海崇明区的“党建叶脉工程”，浙江温岭市的“党建+网格化”等就是这方面的案例。
第二类案例，是侧重于发挥农民群众的主动性，把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更加充分体现出来，创新村民议事协商的形式，让农民群众真正成为乡村治理的主力军和受益者。比如江苏南通市海门区的“四民工作1+1”、重庆渝北区的“民情茶室”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第三类案例，是聚焦于创新基层治理的方式，通过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运用积分制等方式来创新乡村治理的模式，提升乡村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比如浙江桐乡市“乌镇管家”，湖南津市市的“三个存折”，山东荣成市的“信用+”乡村治理等等。
第四类案例，是围绕理顺县乡政府与村级组织的关系，完善村级的权力监督机制，提升乡镇和村为民服务的能力。围绕这些方面探索创新机制模式，完善基层治理的体制和机制。比如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的“三清单”运行法、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重要事权清单管理制度。
第五类案例，是强调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比如河南新密市“一村一警”，湖南宁乡市大成桥镇的“社团共治”等等就是这方面典型案例。
第六类案例，是着力解决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村内公共空间无序等乡村治理中的痛点难点问题，着眼于人居环境整治，脱贫攻坚等乡村振兴中的重点任务，大力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比如河北河间市的“四位一体”联动，江苏邳州市的“公共空间治理”等。
这6个类型我就概括介绍这么多，因为今天具体案例都已经印发给媒体的朋友们了，也欢迎媒体朋友们深度关注、深度挖掘这些案例背后鲜活的事例，同时也请大家帮助我们在更大范围内发现、总结、报道更多好的做法和经验。谢谢大家。
刘均勇：
继续提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今年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请问乡村治理在“十三五”期间取得了什么成效？谢谢。
张天佐：
感谢您的提问。“十三五”是乡村治理全面部署和推进的重要时期，也是乡村治理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的一个重要时期，主要的成就有5个方面：
一是中央作出了全面部署。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总体要求，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都对乡村治理进行了明确部署，这为我们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明确了任务。各级各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围绕乡村治理的一些重点领域，比如围绕着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村民自治、法治乡村建设、乡风文明等方面，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乡村治理政策体系。我认为这是最显著的第一个方面。
二是完善了乡村治理制度安排。各级各有关部门在“十三五”期间不断总结和提升基层的实践探索，建立了一些制度安排，比如建立健全积分制，用积分制来推进乡村治理，从一个小小的工作方法变成了各地的一种工作制度安排。比如，在农村推进网格化管理，划小管理单元，实现网格的有序有效管控。再比如，推进小微权力的清单制度，最早还是褚书记在宁波宁海县推出的一项举措，后来在全国逐步推广，现在更多地方在基层推广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还有推动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等，推出了一批符合农村实际的制度性安排，这为我们解决乡村治理面临的难题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三是形成了统筹推进乡村治理的工作机制。在国家层面，为了加强各部门间的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国家层面建立了中央农办牵头的全国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有10多个部门作为联席会议制度的成员单位，共同协商和推进相关的工作。同时，20多个省份成立了领导小组，定期会商一些重大事项，也建立了相应的部门联动工作机制。所以，目前从国家层面到各级党委政府层面都形成了多部门协调推进工作的格局。
四是涌现出了一批丰富多彩的基层创新实践。“十三五”时期是乡村治理实践创新的活跃期，基层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典型经验，比如“三治结合”，最早是浙江的桐乡探索，最后上升为国家的要求、中央的决策。比如“村民说事”，是浙江象山的经验，现在在很多地方进行推广。比如治理重心的下沉，这是我们工作的思路和方向。还有浙江余村经验等等，不胜列举。今天发的34个案例，每一个案例实际上都是一种典型做法。“十三五”期间各地积极探索，涌现出的这批好典型，为我们推进乡村治理找到了一些方法和路径。
五是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通过乡村治理工作的推进，各地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村民议事协商形式不断创新，法治乡村建设深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得到加强，公共服务资源在不断向乡镇和村下沉，乡村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在这五年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谢谢大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
我们在基层采访中发现，一些地区的农民群众对于基层干部用权不透明、边界不清晰的意见比较大，甚至也影响到了干群关系。这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褚书记，鄞州在规范基层用权方面是怎么做的？谢谢。
浙江省宁波市委常委、鄞州区委书记褚银良：
谢谢你的提问。现在在宁波市鄞州区，我描绘一下场景，你只要点开基层公权力智管的平台，群众就可以清楚知道所有村务是怎么办理的，大到村里的项目工程、集体资产的处置，小到户口迁移、出生证明等，流程走到了哪个环节，具体是哪个单位在负责，群众怎么说？以前觉得权力监督离我们很远，没想到现在就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边，群众有一种近距离的清清楚楚的获得感。
我想给大家报告的是，智管平台背后是什么样的情况，这就是我们宁波市鄞州区以全国首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作为契机，把基层的小微权力监管纳入到区域治理现代化的体系建设当中，率先推行基层公权力“三清单”运行法，产生了这样一种非常好的效果。现在乡村治理体系可以说是更加健全，我们的政治生态更加清朗，我仅以过去村社干部廉洁自律方面的初信初访为例，现在下降了31.2%，这方面的信访量急剧下降。“三清单”运行法还入选了“中国廉洁创新奖”特色创新项目。我想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去探索这个运行方法，从中央、省两个层面的要求，我来简要说一说。
首先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对“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感受更为真切，“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习近平总书记这么一个顶层的要求，我们觉得在基层是有切身体会的，基层的“苍蝇”见一个要拍一个，要打一个。也就是说，群众感受到的小微权力都要关进制度的笼子，让“苍蝇”不敢飞、不想飞也不能飞。从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角度来说，浙江省委提出，三治要+智治，这样深度融合，让我们探索三清单运行法有了依据。运行之后，干部感觉到了监督成习惯，习惯被监督，群众也很清楚，事事有监督，事事参与监督，村民的事情村民自己要监督，是主体。
运行当中的做法，我简明扼要地给大家做一个报告：一是一流程，全域覆盖。“三张清单”一个流程，我们进行了基层微权力的全面梳理，把权力清单升级为93条单子，49条责任清单，28条负面清单，形成了93张流程图。刚才张司长说了，2014年我在宁海工作的时候提的小微权力36条，这回到鄞州为什么有93条了呢，因为我们有城市、有社区，有农村，还有楼宇，还有村集体经济股份制的合作社等等，覆盖的范围更广，所以我们提出来叫全域治理。
二是一个平台，全网智管。数字怎么样赋能乡村治理，起到引领撬动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精密智管的网络，不仅仅是网格化的治理，更重要的是整个微权力纳入到整个智管平台、智管体系。
三是“一竿到底”，全员知晓。基层的事情关键要让群众能够发挥主体作用，他们是主角、他们是主人，因此他们要参与、监督，所以让群众要明白。同时，让基层干部也要知晓，清清楚楚知道你的微权力怎么行使，流程怎么样，怎么样让群众能够感觉感知。
四是“一套组合拳”，全面的监管。把“三清单”运行法与深化村社监察联络站规范化建设、“村民说事”“365”社区服务工作法等清廉村居的各项工作整体结合起来。村民有句话，村里的监督委员会就是村里的纪委，通过村监会的清单运行，让我们的干部干得清清白白，让群众能够看得明明白白。谢谢。
封面新闻记者：
我们知道今年疫情农村地区的联防联控发挥了很强的防控作用，请问在农村卫生环境，包括人居生活习惯方面，乡村治理发挥了哪些作用，第二批典型又有哪些考虑？谢谢。
毛德智：
谢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也是我们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如您刚才所说，乡村治理体系在农村地区的联防联控、乡村卫生、人居环境等方面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疫情发生以后，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迅速行动，及时部署，迎难而上，采取了很多有效措施。
一是引导基层党组织，农村各类组织发挥作用，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到防控中来，不断强化防控合力，打赢这场人民战争。
二是积极配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有关部门指导村“两委”逐户督促农民群众不串门、不聚集，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三是联合有关部门倡议大家戴口罩、勤洗手、注意个人卫生，不串门等。同时我们还通过乡村大喇叭的方式，利用微信平台，手机短信等新媒体来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农民群众讲究个人卫生，做好个人防护。
四是及时会同有关部门畅通农村的物资流通通道，增加乡村物资供应，配合相关部门帮助隔离群众，妥善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做好帮扶工作。同时，我们也大力发挥乡村治理体系的作用，着力普及乡村的卫生厕所知识、日常保洁知识、卫生防疫知识，广泛发动农民群众自觉打扫房前屋后、屋内屋外，不乱扔垃圾、不乱倒生活污水、不随地吐痰等。另外特别强调对用过的口罩，一定要按照规定的方式来进行处理，不要乱扔。从这些方面引导农民群众树立健康的理念，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自我防护的意识和能力。
从这次防控工作来看，乡村治理体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涌现了很多好的做法和成功的经验。这一批34个典型案例里我们选取了湖北省宜都市的典型案例，湖北省宜都市通过建立乡村治理的应急机制，来发挥乡村治理的制度优势，采取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措施和办法，加强农村防疫，提高农民群众的接受度和参与度，构筑人民群众的统一防线，打赢疫情防控战。
还有比如天津市北辰区、浙江省温岭市、甘肃省甘南县等，他们的案例中也有很多是关于疫情防控方面的做法和经验，我想这些也都体现了我们乡村治理在疫情防控中发动群众有效开展联防联控的良好效果。谢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农业农村节目中心记者：
中央对乡村治理作出了一系列部署，社会各界对乡村治理也高度关注，请问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在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为什么连续推出两批典型案例？谢谢。
张天佐：
统筹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2018年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中赋予中央农办和农业农村部的一项新的职能。两年来，我们立足于职能定位，搞好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的工作，概括起来开展了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乡村治理的统筹协调。中办、国办去年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乡村治理5个方面17项重点任务进行了统筹部署。我们根据文件要求，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司法部等部门，专门召开了全国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工作会议，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乡村治理的重点工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部署。同时为了加强工作的统筹，我们还建立了部门间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刚刚也提到了。
二是启动了乡村治理试点工作。为了探索“三治结合”路径和方法，我们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司法部、民政部等6个部门在全国选取了115个县（市、区）开展乡村治理的试点工作，围绕8个方面需要研究和探索的内容进行探索试点。试点启动一年来，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效，这次发布的案例中，大部分都是这一批试点单位所创造的经验。
三是开展了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的创建活动。联合中央宣传部、民政部、司法部等部门创建了99个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和998个示范村，树立了一批乡村治理的典型，为各地推进工作树立了一批身边的榜样。
四是推进相关专项工作的进行。按照中央的要求，我们组织相关部门，围绕乡村治理的难点问题开展了专项整治。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农村领域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三年来我们配合中央政法委进行了专项整治，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今年还召开了全国视频会议，部署在乡村治理中推广运用积分制的经验，同时我们推进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先后与中国电信集团、腾讯公司、阿里集团签订了合作协议，推广运用乡村治理数字平台。当然，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连续两年我们在全国遴选典型案例，总结形成了一批乡村治理的好经验好模式。
简单概括起来，我们围绕着职能定位，联合相关部门在牵头抓总、统筹协调、试点示范、模式创新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这是我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连续推出典型案例，我认为，每一个成功案例的背后都蕴含着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我们看到很多行业、很多方面有成功的案例，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每一个成功的做法、成功的案例背后都蕴含着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我们深入挖掘归纳提炼各地乡村治理的好做法，对于找到乡村治理的内在规律和方法、引领和推进全国乡村治理工作十分有意义。因此，我们把总结推广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方法，摆到了重要的议程，所以连续推出了两批案例。当前，从总体上看，我们的乡村社会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乡村治理面临新老问题交织、现代与传统碰撞、各种社会风险集成叠加这样一个新的形势，强化实践探索，总结成功经验，显得更为重要。所以，我们将继续加强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各地的创新做法，今后我们还会继续分批次分主题推出典型案例。谢谢。
农民日报全媒体记者：
据我了解，在我国乡村治理中，部分村庄对农民缺乏有效的激励手段，而对于农民的一些不良行为又缺乏合适的约束方式，能不能请来自基层的同志介绍一下相关的经验。谢谢。
山东省荣成市委书记包希安：
感谢记者朋友的提问。我们荣成市位于山东半岛的最东端属于威海市，三面环海，我们一直有着“诚信重义、开放包容”的淳朴民风，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我们按照农业农村部提出的乡村治理“积分制”的部署，积极探索了以信用为抓手的积分管理模式。目前有790个村居党组织、2.3万名党员干部、26.3万农村群众，全部都建立了信用档案，制定了具体化的激励和约束办法。我们对捐款捐物、志愿服务等好人好事，以及参与村级事务150多项给予了信用加分；对一些不遵守村规民约，比如乱扔垃圾，不赡养老人等60多项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给予扣分。我们对每个村居都设立了信息采集员，每个月都要公布一次积分情况，兑现奖惩措施。信用积分高的群众，可以在村里的信用超市兑换日常的生活用品作为激励，同时他们还能享受免费游景区、免费乘坐公交、享受暖气费缴纳优惠等120多项“礼遇”；信用扣分的，在福利发放、评先选优等20多个方面进行约束，市镇村各级党组织平均年发放信用激励达到2500多万元，受益群众达到40多万人。
信用积分制乡村治理的模式在荣成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两年来，我们的社会矛盾纠纷减少了22.8%，农村不文明行为由10%下降到现在不足1%，农村志愿者服务队伍由两年前不足5000人达到了现在的15.7万人。党委政府，包括村居推进工作，群众“一呼百应”。像环境整治，我们去年7个月拆除违建10万多处，达到110多万平米。其中，70%的工程都是由群众自愿自主拆除的，后续的环卫管护也由群众主动认领，现在有130多个村居取消了保洁员，改为群众志愿者义务清扫。我们的人居环境整治成效受到了国务院大督查激励表彰，是全国的20个县市之一，我们被评为全国清洁村庄行动先进县。像我们的“暖心食堂”，每天有3万多名志愿者，为1.2万名80周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免费午餐，这些工作都是由志愿者无偿来提供的。我们的暖心食堂覆盖了46%的村居，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村居、社区每天上阵的志愿服务人数6200多人，占到参与疫情防控总人数的72.9%。由于我们的工作卓有成效，我们今年也被确定为全国1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先行试验区”之一。
山东荣成从社区到农村、党群干群关系、邻里关系，我们的文明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我们的好人好事蔚然成风，乡村社区充满着文明向上、共建共享的正能量。预计到明年，我们农村志愿者人数将会突破20万人，我们的“暖心食堂”会再新增200家左右，更多的村居保洁工作等一系列工作将会有更多的志愿者主动来承担，我们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将会越来越健全，治理能力会有更显著的提升，成为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去年的中央1号文件在乡村治理方面首次提出要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老无所养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请问目前这方面取得的社会成效如何？谢谢。
张天佐：
正如这位记者说的，目前一些农村地区天价彩礼的问题、人情比附、婚丧事大操大办这些不良风气在蔓延、在盛行，这些不良风气成为了农民群众的揪心事、烦心事和操心事，人人都很厌恶，但是人人也难以改变，形成了一个怪圈。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按照中央的要求，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把不良风气的治理作为一项重点，因地制宜采取合适的措施进行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去年我们首批案例中推出了河北邯郸市肥乡区的典型做法，是6项措施来推动不良风气的专项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今年我们发布的34个案例中，其中河北河间市的相关做法也是推动不良风气的治理。我们研究这些案例，找到了共同的规律和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依靠村民自治组织采取必要的约束性措施进行治理，在这个过程中，要求农村的党员干部带头执行，党委政府采取必要的适度激励和约束措施，推动乡风文明的建设来解决这些问题。刚刚包书记提到的，按规定办就加分，不按规定办就减分，分高的列入红名单，分低的加入到黑名单，就是这样的。在熟人社会中，人们都讲究脸面、讲究荣誉，可以利用熟人社会的这种特性来推进一些治理工作。
概括起来，一般有几项措施：一是在市县区层面由党委政府加强组织安排，进行统筹部署，营造一个专项治理的氛围。二是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完善村规民约，或者是有一些红白喜事的标准，让治理有章可循，并且体现大多数老百姓的意愿。三是地方政府配套出台一些激励性措施和约束性措施。按这些规定去办的，政府有相应的激励，比如刚刚包书记说，他们有几十项的特权待遇，可以免费在当地景区进行参观，可以免费乘坐公交，可以优先办理有关证件等，都是一些激励性措施。有的地方还可以进行免费体检，或者享受一定的费用减免等，这是激励性措施。当然也出台一些约束性措施，通过正反两方面进行引导和推动，我们不能强制，但是可以引导和推动，这是在方法上，我们用激励和约束的办法来引导、推动。四是要求党员干部要带头执行，对于违反相应规定的党员干部，可以依据有关党纪政纪规定进行相应处理。农村的事情，党员干部只要带头执行，老百姓的工作就很好做了。五是同时推出一些新的举措，比如有的地方推出集体婚礼，建立公益性红娘队伍等。
通过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依靠村民自治的力量和适当的方式，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从成效来看，这些地方红白喜事盲目攀比、大操大办、天价彩礼等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最明显的就是村民红白喜事的操办支出费用大幅度降低，很多地方都降低到1/5或者1/6的水平，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也塑造了文明乡风。这些做法已经在其他地方逐步推广，发挥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谢谢你的提问。
刘均勇：
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
《中国妇女报》记者：
我们知道，这些年随着农村各地大批男性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妇女不仅成了农村的主要劳动力，她们在农村乡村文化建设、环境建设、家庭建设方面还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如何看待和认识农村妇女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独特作用？谢谢。
张天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农村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现在每年大概有2亿多农民外出务工，多数是青壮年劳动力，到周边城市或者远距离的其他城市进行务工，也有的走出国门去务工。实际在农村留下来的人口结构中，两个问题很突出，一个是老龄化的问题，一个是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的问题。在农村，妇女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承担着抚养老人、照顾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重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有些地方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这种人口结构特点，决定了我们的治理主体、治理对象都要根据当地实际来确定和考虑。各地在治理中采取了很多的办法，比如在治理队伍的志愿者中，更多吸纳一些妇女。
我前不久到山东荣成调研，当地办的“暖心食堂”，大部分都是妇女给80岁以上老年人每天做饭、送饭。她们在忙家里的事和务农同时，还按照顺序进行排队，互相调剂，每天保证有两三个人去“暖心食堂”帮忙。再比如，有的地方评选模范儿媳妇、模范家庭，主要是肯定和鼓励妇女照顾老人、为家庭作出贡献等行为。再比如，一些公共区域的治理，比如打扫卫生、清洁工作，大部分也都是女同志在承担。在乡村治理的很多领域，各地都特别注重发挥妇女的作用，从实践来看，效果非常明显，方法也比较独到。所以，在今后的乡村治理中，我们要进一步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更多发挥多类群体的作用，妇女是其中的一个主力军。谢谢。
刘均勇：
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大力支持，也感谢张天佐司长、毛德智副司长、褚银良书记和包希安书记，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
农业农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