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千万工程”的落脚点在“村”。
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全称即知，村庄是第一工作对象。经过二十年持续不懈的努力，“千万工程”让浙江农村成为大家公认的“中国美丽乡村”，而且带动了全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开展乡村建设行动。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千万工程”作为乡村振兴的经验指导，鲜明地表达了乡村振兴向“村”要实效的态度。这一方面强调“三农”工作、乡村振兴的各项措施要落实在一个个具象的村庄，而不是选几个点进行盆景式的、概念性的表达；另一方面强调改革举措在“村”的集成使用和协同增效，应防止重复建设现象发生。
党中央多次强调各项工作重心向基层下移，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各项工作只有踏踏实实落在“村”中，才能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其次，以生态环境整治带动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浙江省的“千万工程”是从农村环境整治入手的。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后用118天时间跑遍11个地市、25个县（市、区），面对部分农村地区成为工业污水、城乡生产生活废弃物的处理地、乡村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局面，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干群座谈，最终把农村环境整治作为“三农”工作的切入口。
在“千万工程”的第一阶段，选择1万多个建制村，全面推进村内道路硬化、垃圾收集、卫生改厕、河道清淤、村庄绿化，建成了1181个全面小康示范村、10303个环境整治村。
这些工作对改进乡村治理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垃圾、河道、厕所等的清洁工作，具有非常强的分布式、高频度特征，整治和维护过程中，基层干部不仅要关注每家每户的房前屋后，清理废弃物的存量；还要让这些场所在乡村每天的日常生产生活中保持清洁，管好废弃物排放的流量。
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如果村干部威信不高，群众基础不好，工作方法不硬，就很难获得老百姓持久的认同，或者工作很难有效推进，或者成效很难长久维持。清垃圾、清厕所、清河道，一场硬仗打下来，不仅环境得到了改善，干部队伍也得到了锻炼，一举两得。只有形成一支能干的干部队伍，打下良好的乡村治理基础，在开展乡村建设时才能四两拨千金，发挥好中央强农惠农政策的作用。
第三，从群众可感可及的领域入手进行社会动员，形成社会动员和经济建设的协同作用。
在城乡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如果简单复制城市的经济工作方法进行考核和推动，容易形成让少数发达村庄站在聚光灯下，而将更多的经济落后的乡村地区置于边缘位置的局面。浙江省实施“千万工程”的过程中，先从少花钱就能让群众感到政府办了好事的生态环境领域入手，让家家户户都参与到环境清洁工作中，并从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一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中受益，这本身就是一次广泛的群众动员，彰显了政府为民众办实事的公信力。
有了群众基础，政府再进行乡村经济动能的导引与提升，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浙江省充分运用“千万工程”成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养生养老、运动健康、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等美丽业态，发掘乡村的生态价值与美学价值，变“种种砍砍”为“走走看看”，变“清洁庭院”为“美丽庭院”，变“卖山林”为“卖生态”，田园变公园，农户变客房，从而打开了“两山”转化通道，走出了一条“美丽生财”的好路子。
与此同时，村集体也转变了村庄经营方式，把美丽经济发展与村集体经济壮大有机结合起来，以土地、资产入股等形式，通过景区经营、物业经营、配套服务和“飞地抱团”等途径，消除年收入10万元以下集体经济薄弱村，夯实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实践表明，经由广泛的社会动员、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之后，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这样一场深刻革命是切实可行的。
第四，通过城乡统筹为乡村建设提供财力基础。
俗话说，“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时曾提出“统筹城乡兴‘三农’”的新思路，强调在工程建设中贯彻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思想，做到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在这个思想指引下，交通部门开展了乡村康庄工程，水利部门开展了美丽河务工程、农村安全饮水工程、万里青山河道工程，林业部门开展了“一村万树”示范工程，宣传部门开展了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程，生态环境部门开展了治污工程，甚至省妇联、省共青团都积极参与进来，形成了多部门在乡村建设中的“大合唱”。
就当前来说，集体经济实力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重要保障。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给出了集体经济获得收入的几个渠道。一是耕地建设。文件不仅提出“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等直接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而且强调“健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制度体系”。农村的地权边界和资源生态边界是高度重合的，耕地要保证生态质量必然要以村集体对村庄整体空间生态资源的保护为基础，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村集体的一个收入来源，这对于耕地较多但集体经济比较薄弱的农业地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二是中央财政资金。文件指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贴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保持总体稳定”，“加强帮扶项目资产管理，符合条件的纳入农村集体资产统一管理”，相当于中央财政对帮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增厚家底提供了保障。三是村内公共服务。文件提出，“鼓励各地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婚丧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降低农村人情负担”。虽然这一类公共服务不能成为村集体获取利润的来源，但村集体在安排红白喜事等公共事务中，其用人、物资采购等方面的开支会形成部分村民的现金收入，村集体也能在经办事务中锻炼办事能力，提高在群众中的威信。文件还提到，在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方面，“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生产、劳务等居间服务”；在健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方面，“鼓励发展农村老年助餐和互助服务”。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对“千万工程”的做法踏踏实实落地，就能在乡村振兴的工作中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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