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计算所”）的一间机房里，我国研制的第一台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03机”以每秒30次的运算速度，成功完成了一小段程序的运行。科研人员对每个部件进行详细检查后，确认这台机器“活”了。

“有了！”在现场观看的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风趣地给“103机”取了这个小名。

“103机”调试成功，标志着我国第一台现代电子计算机诞生。中国从此“有了”计算机。

工作人员在操作“103机”。计算所供图

“垦荒”：举全院之力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的计算机学科还是一片“荒地”。1946年，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美国访学期间得知，世界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埃尼阿克”（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宣告问世。当时，他心中就埋下了一个梦想：中国绝不能失去研究计算机的大好机会，要在中国研制出计算机，实现国家的“计算自由”。

1950年，华罗庚回到中国，1951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原数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数学所”）所长。开展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工作一直是他念念不忘的事。为此，1952年，华罗庚从清华大学物色了闵乃大、夏培肃、王传英3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组建了一支年轻的“开垦队”，开启了艰苦的计算机研究之旅。从设计基本电路到写出规划报告，每一步都是跨越未知的探索。

就这样，科学巨匠的真知灼见，让中国人的计算机之梦开始在中国科学院生根、发芽。

困难远超想象。尽管数学所对计算机小组的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但随着技术路线的确定，困难也随之出现。当时的数学所，不仅缺乏技术积累，就连器材管理部门和人员也没有，要开展电子线路试验，实在太困难了。

这项工作由此进入瓶颈期。计算机小组发现，研制一台计算机不仅需要数学、电子学和物理学等多个学科知识，还需要将这些理论知识形成技术，让工程师去实现。而他们所在的数学所缺乏懂电子学的人才和开展电路试验的基础。

幸而，中国科学院的建制化优势能够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良好的支撑条件和组织保障。1953年冬天，为了把院内稀缺的电子学人才、经费和仪器设备集中在一起，中国科学院决定举全院之力，将院属各单位电子学方面的人员暂时统一安排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物理所”）开展工作。队伍大幅壮大的计算机小组，搬进了“中关村第一楼”——原子能楼里工作。

在全院科研力量的加持下，计算机小组的电子学试验取得了重要进展，示波管储存器和基本逻辑电路试验都取得了成功。

如今，许多学者认为，这些工作为“103机”的研制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集结：会聚全国英才

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也被称为“十二年科技规划”，将“计算技术的建立”列为57项重大科技任务之一。而计算技术、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作为“四项紧急措施”，是重中之重。

国家层面的组织行动为中国人追逐计算机梦想注入了强劲动力。中国科学院有组织、成系统地开展攻关的优势则为“科学技术为国家建设服务”找到了具体的实现形式。

1956年，计算所筹备委员会成立，由华罗庚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阎沛霖担任副主任，后被任命为第一任所长。

据当时的筹备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何绍宗回忆，1956年6月19日，华罗庚主持召开了计算所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落实“先集中，后分散”的原则，宣布将中国科学院此前在物理所和数学所布局的工作小组共20多人都划归计算所。

此后，筹备委员会陆续从中国科学院其他研究所、总参三部、二机部和一些高校抽调了一批专业人才，计算所研究员张伟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夫人于桂芝1954年大学毕业后，在苏联建设成就展览馆为计算机专家做过两年翻译工作。

张伟回忆，1956年8月中旬的一天，他突然接到调令，要他尽快到中国科学院报到。一开始，他并不清楚到中国科学院要做什么工作，直到8月20日报到当天他才得知，中国科学院刚刚开始筹建中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他被分配到计算所工作了。

“那时，中国没有一位计算技术专业出身的科技人员，都是从无线电、通信等和计算机相近的专业转过来的。”张伟表示。

计算所的成立集结了包括张伟在内的全国有志之士，他们就此在这条大有可为的科学赛道上会聚。到1956年底，314位工作人员就位，其中研究技术人员185人，占一半以上。计算所组建了3个研究室，分别为“计算机整机研究室”“元件室”“计算数学室”。

直到2001年，计算所成立45周年之际，已经90岁的阎沛霖仍深深怀念那段时光。“有很多事至今记忆犹新。”他在《计算所初创时期的几点回忆》一文中写道：“大家来到计算所，工作不分彼此，拧成一股劲，同心协力，为开创我国计算机事业同舟共济，艰苦奋斗。”（记者甘晓 实习生李贺）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