偌大的庭院空旷而寂寥，堂前门户洞开，侍者早已不见人影，高大的槐树和纷繁的枣树裸露着光秃秃的枝干。

他大步迈出宫门，忧愤而去，踽踽独行。

这是个忧天忧地、忧古忧今、忧国忧民的老人。他身材高大，低矮的门楣刮开了他的发髻，花白的头发一下子散落下来，覆盖住他饱满的额头。他的剑眉上挑，宽宽的脸庞带着傲慢；他的神情威严，却有一丝丝落拓；他的目光犀利，萧索里透露着无比坚韧；他的脚步踟蹰，在凛冽的寒风中显得如此孤独。

这是孟轲，后世尊称他为孟子。

隔着两千余年的岁月，我们心目中的孟子，有着神仙一般的仙风道骨、不可逾越的大家气象，有着任性纵情的豪杰气概、凛冽高洁的非凡品质。可是，拂去岁月的淋漓光辉，游说列国的孟子，又如何不同他游说列国的师祖孔子一样，“颠簸流离”，“惶惶如丧家之犬，不可终日”？

这是中国文化深沉、厚重的一页，更是中华文明艰辛、执着的一页。

中国古人的思想重视回到内心，重视悟道修行，重视道法天地自然，明道以树德，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更是如此。我们不妨看看孟子的游历之路——游齐，入宋，过薛，归邹，至鲁，入滕，游梁，为卿于齐，最后归邹。这花费了他二十余年时间，占了他生命的四分之一。他几乎一直在路上，他是位毫无争议的思想者，也是位货真价实的“行动派”。在此期间，他曾会见过齐威王、宋康王、滕文公、邹穆公、鲁平公、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等多位君主，尽管此间不乏热情洋溢的对话，可是更有直言不讳、肆意批判。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通过暴力实现统一，“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仁政爱民的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施的机会。晚年孟子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传道授业解惑，与弟子们共同探讨治国方略，并将自己的思想著书立说，最终成就了《孟子》的辉煌篇章。

孟子，到底是怎样的人物？他是在巷陌野田里急急奔走的乡村老教师，也是在历史长空里寂寂发光的星辰。《孟子》七篇，如北斗七星。

在春秋战国战争频仍、礼崩乐坏的漫漫暗夜里，孟子横空出世，规矩天下，犹如一缕光，照亮了整个世界，照亮了中华民族的未来。

公元前372年，孟子出生于邹国（今山东邹城），早年拜孔子之孙孔伋的门人为师。为了推行自己的政见，建立理想社会，孟子学成之后开始周游列国，终其一生，游说诸侯。

《史记》记载孟子仅百余字：

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彊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於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一书开篇便记载孟子见梁惠王时关于义利的对话。

梁惠王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答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梁惠王称孟子为“叟”，亦即“老先生”，知是孟子游历晚期之事。孟子将其列为章首，可见关乎其所思所想的主旨。孟子在滕国推行仁政失败后，听说梁惠王招纳贤士，于是率领门徒，“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浩浩荡荡来到魏国。此时，梁惠王刚刚经历了一连串的军事失败，故而一见到孟子便急迫地问：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于是，就有了两人这场关于仁爱义利的对话。

孟子对孔子备极尊崇，他在《孟子·公孙丑》中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将义利之说作为儒学第一要义。所以不难理解何以将孟子与梁惠王的这段对话作为全书的开篇。孟子所生活的战国中后期，周代以来的礼乐制度彻底崩坏，如何重建政治秩序成为最急迫的现实问题。然而，在这一问题上，诸子所言不甚相同。法家主张对内富国强兵，对外武力扩张，通过暴力重建政治秩序，此乃“霸道”。而孟子则对这种观点强烈反对，他主张行仁政，从王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呼吁以仁政谋得民心，从而重建政治秩序。

简单的对话其实富含深意。同中华文明不同，人类的其他文明多是宗教文明，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靠的是“神的律令”，而在没有“神”作为立法者的前提下，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则提供了非常简单、高效的社会规范，这是孔孟之道高明之处。孟子出生之时距孔子之死大约一百年，即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崛起，他们周游列国，奔走呼号，发表自己的见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孟子的义利之辨不仅仅是利益分配的问题，而且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当彼之时，梁惠王所问“有以利吾国”的“利”不是民众物质利益的“利”，而是攻占他国土地、杀戮他国民众、“欲以富国强兵为利”的“利”，是梁惠王扩张疆域、征服秦楚的“大欲”，所以才有孟子的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在这里，孟子告诫梁惠王，同时也告诫那个时代的所有人，在一个混乱、纷争、无序的社会里，不应该只想着谋求一国之私利，而是要建立公平、正义，特别是人和人之间的良善与信任。

司马迁喜爱读孟子的书，他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写道：“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司马迁在这所写到的“利”，正是孟子所否定的“利”，即只求一人一国之私不讲道义原则的“利”。从这里，可见孟子主张的仁政与王道。

两千多年来，这部深深扎根于中国的作品，对中华民族道德传统和文化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孟子思想中的浩然正气、仁政思想、规矩之道、义利之辩等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血脉的支撑。

孟子地位的确立，始自唐代文学家韩愈。韩愈提出“道统”概念，认为孟子是直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的继承人。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不仅把孟子媲美孔子，而且认为自他之后，道统的传承就中断了，称赞孟子“功不在禹下”。南宋理学家朱熹以孟子为帜志，对其更是不吝赞美之词：“孟轲氏没，圣学失传，天下之士，背本趋末。”

孟子所强调的“仁政”“民本”“天下为公”等思想，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产生了一定影响。孟子所强调的“天下为公”思想也促进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承继孟子，提出“天下为公”，推动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变革。

孟子思想博大精深，不仅成为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中国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毫无疑问，他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智慧之源。

（作者系作家、文艺评论家）

责任编辑：贾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