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刘旭 2019年9月1日，赵云龙一行人抵达了肯尼思·卡翁达国际机场——这座机场位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机场的新航站楼由中国企业承建。赵云龙到达时，旅客很少，机场停着的飞机一只手就可以数过来。门口的马路缓缓驶过一辆拖拉机，路对面立着两块广告牌：一块是中国银行；另一块是百事可乐，上面用英文写着：欢迎来到赞比亚。
赵云龙参加的是一支来自中国河北的考察团，由形形色色的商人组成：从事纺织行业的、做教育的、卖牛肉干的，他们来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生意机会。赵云龙的目标是：农业。
赵云龙多年从事农业，在新疆经营着约20万亩土地，但当地土地租赁政策频繁变动，产量天花板也在逼近，他决定出海看看。15天的考察中，他观察到赞比亚政局相对稳定、外汇充足且可以相对自由兑换，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气候土地条件非常适合农业耕作：平均温度高，作物一年可三熟，国土面积的57%都适合农耕，土地一亩租金不足1元人民币，远低于国内——国内一些地区每亩田的租金达到了700元—1000元。
赵云龙与合伙人决定投资赞比亚农业。他将这片由赞比亚“母亲河”环绕的近2万亩荒地项目命名为“赞比亚万顷土地开发项目”。来自中国山东的拖拉机用两个月时间，跨越万里海洋，来到这片位于赤道与南回归线之间的土地上，开垦万亩农田。
技术人员都是赵云龙的老部下，他们每年有一半时间派驻赞比亚，解决技术难题，年薪30万；而管理人员基本是曾经在中国留学过的当地学生，他们精通中文、英文和当地语言，管理着农场数千名以当地人士为主的工作人员。
左为技术专家 图为研究小麦品种
数千年来刻在东亚人农业基因里的“精耕细作”在这里并不适用，与其精耕细作，不如开荒拓土，因为人力成本较低，并不需要大规模机械换人。两年种下来，赵云龙算了算账，即使是用比较传统的耕作方式，每亩地的投资回报率也高于国内30%多。
赵云龙已经决定将重心放在赞比亚。他希望给正源源不断赶来这片土地寻求机会的中国商人一个建议：在从这片土地获得收获的同时，要想想能给这片仍被贫困困扰的土地留下些什么。
到非洲种田去
来到赞比亚前，赵云龙曾去埃塞俄比亚投资过。2017年5月，受到一位多年在当地从事工业品生产朋友的邀请，赵云龙赶赴埃塞俄比亚考察。考察后，赵云龙认为当地土地价格、土地资源和气候适合做农业，便在当地承包下来一小块土地。但很快，埃塞俄比亚局势出现动荡，赵云龙只能撤出了非洲市场。
2018年，赵云龙在河北石家庄以嘉宾身份出席一次非洲国家的投资推介会时，结识了时任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亚太事务总监的蒋学军。在了解到赵云龙在埃塞俄比亚投资遇到的种种问题后，蒋学军建议他可以去赞比亚看看。
2019年，赵云龙抵达赞比亚，开启了为期15天的考察。
站在距离赞比亚首都卢萨卡车程不到一个小时的土地上，赵云龙望着这片被荒草覆盖的荒地，荒草之上是稀疏的树木，直径普遍在10厘米—20厘米，长着茂盛的绿色或红色的叶子。
当地人定期用火清理这些植物，也在地面上留下了一层灰土。赵云龙采样化验后发现，灰烬中含有氮和钾，土壤经过一层又一层的草木灰覆盖，变得肥沃无比，几年都不必额外施肥。
赞比亚的国土面积，大约相当于中国河南省面积的4.5倍，其中57%的土地都适合农业耕种。这里的平均温度常年在20度左右，年平均降雨量为1270毫米，每年最多能种三轮作物。
当地地下水资源并不匮乏，水井大多由其他国家援建而成，5米深就可以出水。如果是1000亩耕地，水井打入地下30到50米就够用了。赵云龙在朋友圈记录道：“田里的水位不深，当地人取水很容易。”
当地的水井
总的来说，这是一片适合耕作的土地。
赞比亚劳动力充足，还拥有充沛的外汇储备以及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吸取了在埃塞俄比亚投资的教训，赵云龙将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看作海外投资的首要条件。
根据商务部2022年发布的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赞比亚政局长期稳定，2022 年全球和平指数排名中，赞比亚位居非洲第4。赵云龙说：“疫情期间，非洲很多地区人们失去了工作和收入，社会出现一些不安定因素，但赞比亚在疫情期间还进行了大选，那里人们生活也跟平时一样，一直很稳定。”
赞比亚是世界第二大铜产国。赵云龙经过调研，发现当地人也有一定消费能力，国家无外汇管制，货币可以自由兑换美金。由于有大量中国企业，当地人也很认可人民币。赵云龙说：“要换钱的话都不用到银行去，随便找个超市就可以。”
赞比亚当局也非常支持外国资本对农业的投资，将农业列入优先发展的六大领域之一。在税收等多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考察之后， 2019年11月，赵云龙与合伙人斥资840万美元，在当地成立一家名为爱普农的公司。
玉米苗
垦荒时代
拿地是出海农业人的第一步，往往也是最困难的一步。2017年，赵云龙在埃塞俄比亚投资时，就曾遭遇自己购买的土地被二次出售的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赞比亚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有两种基本形式：租借制土地所有制和传统土地所有制。赞比亚国土面积94%的土地都是传统土地所有制，换言之，是归传统部落的酋长管辖。
赵云龙介绍，一般情况下，租赁人会通过中间人找到酋长，商量好租金和面积后，再拿着酋长的许可去土地局申请。政府会派工作人员监督土地测量，将租赁土地的坐标完整记录下来，确认无误后就会颁发土地证。承租人再将土地转移至公司名下。
许多中间人称自己有渠道，可以帮忙把土地证“跑”下来，但需要先收一笔一万或两万人民币的资金来“打点”，过段时间还会以同一理由反复索取资金，有的中间人用一块土地同时与多人交易，让买家之间互相争地。
赵云龙说，曾有一位外派赞比亚的经理，因为看好当地市场，便融资了2000多万元打算投资农业，但他不熟悉相关程序，在租赁土地这一环节就赔得一干二净。
赵云龙幸运地接手了朋友手中现成的两万亩土地，免去了复杂的流程。这片土地位于赞比亚北部省的一处靠近赞比西河的地块，由17块地皮组成，租期99年，记录坐标的文件有20厘米厚。
这片土地亩均成本一年不足一元人民币，不过几乎是荒地，赵云龙需要从零开始开垦、建设。
拖拉机在进行深耕作业
三台2604型拖拉机，装进集装箱，从山东出发，经过一个月的海运到达坦桑尼亚港口，再经过一个月的陆运到达开发地——20世纪60年代，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由于缺乏维护，运营效率较低，因此从坦桑尼亚到赞比亚主要依靠公路运输。
由于土地面积较大，赵云龙选择了分片开垦的方式，将近2万亩土地分区，利用机械将第一块土地开发完后进行种植，再开发第二块土地，这样轮番作业能节约大量的机械购置成本。
土地上的草木清理完毕后，拖拉机入场，对土地进一步开发。未开垦的土地呈青灰色，拖拉机挂着爬犁行进，留下一道道车辙和犁印。
另一种种地的方式
赵云龙“出师不利”。
2020年初，爱普农公司才刚刚成立就赶上了疫情，大量航班“熔断”，人员流动不畅，2020年12月，公司才有人抵达赞比亚，开始部分准备工作，直至2022年6月，公司才恢复工作。
疫情结束后，他观察到当地的一些变化，一方面是由于疫情时期大量企业停转，就业机会减少，劳工价格不断走低，此前劳工报酬大约在50美金一个月，疫情后，有的劳工表示降到10美金就可以，甚至还有一部分劳工不要钱，只要求管饭；另一方面，由于疫情中当地很多农场停止运转，粮食安全出现隐患，也推动政府更加重视农业生产。
赵云龙的农场每年在当地需要5000人次的人工作业，解决了当地不少就业岗位。在类似采摘等环节，赵云龙也会多采用人工作业。“人工采摘的质量也会更好。”赵云龙说。
宽阔的土地、适宜的气候和较低的人力成本，与国内相比，在赞比亚种地完全是另一种思路。
赵云龙在国内时，运营着一家位于新疆的农业公司：新疆渡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经营着新疆大约20万亩土地，实现了自动施肥和自动浇水，收割机也配有GPS导航功能，人工设置好路线后，就可以自动完成一系列耕种任务，整个过程几乎不需要人力参与。
赵云龙说，在国内种地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机械替代人力，另一个是精耕细作，追求极致亩产。
但在赞比亚，这两个思路不完全适用，一是较低成本的人力可以替代机械耕作；二是精耕细作远不如开垦新的土地划算，毕竟当地仍有大片荒地等待开发。
赵云龙在新疆的时候，种玉米亩产可以达到一千五百公斤，但这种情况一般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进行土地维护和精细化管理，但在赞比亚，用最简单的方法种，一年三熟，亩产也能达到六百至七百公斤，“有精耕细作的那个时间，不如多开垦几亩荒地。”赵云龙说。
赵云龙算过账，在新疆种地投资回报率约为70%，但在赞比亚，由于土地、人力成本较低，投资回报率超过100%。
赞比亚紫外线充足，温度湿度也适宜玉米存放，可以不用烘干环节。当地的粮食需求高，以玉米为例，最多囤两个月就分销给当地粮食部门和磨坊场，也不需要大量仓储设施。赵云龙说：“如果不追求期货价格，粮食随时都能卖掉。”
赞比亚是一个适合农耕但依然缺粮的国家，但由于缺乏机械、工具和技术，当地农业并不发达。据赵云龙介绍，不少当地人也会出租一半土地，利用租金购置机械，来耕种另一半土地。
由于缺乏高级技术人员，赵云龙的农场需要从国内引进技术人员，包括一名负责机械维修的技术人员、一名种植规划师、一名专门防治病虫害的技术人员。三位技术人员平均50岁左右，他们都是多年跟着赵云龙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人员，每年他们会来赞比亚半年左右，年薪30万元人民币。
由于雇佣群体庞大，赵云龙选择了让当地人管理当地人的方式。他选择的管理层大部分为在中国留学过的赞比亚学生，这些留学生会说中文、英文和赞比亚当地语言。赵云龙给他们开出了每月3000元人民币左右的工资，这在日均收入不足30元人民币的赞比亚，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当地就业机会不多，很多留学生回国后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
目前，赵云龙还在资助两位正在长沙留学的赞比亚学生，希望把他们培养成公司的管理层。
农业出海
赵云龙已经将事业的重心放在了赞比亚。在他的设想中，这个万顷农田项目最终会变成一个包括养殖业、农产品加工、有机农场、肥料厂在内的大型农场。
他说，一方面国内业务的运转已经比较成熟，另一方面，国内一些地区土地承包政策每年都在变，以前是五年一租，现在已经变成一年一租，租金还在不断上涨，每亩地的租金达到700元—1000元，发展已经遇到了瓶颈。
他观察到，周围有很多原本不是做农业的企业也在出海做农业，有的是建筑企业、有的是化工企业，甚至是一些科技企业都在海外布局农业，他的一位朋友刚刚在哈萨克斯坦承包下了九万多亩地。
他觉得中国企业在非洲有很大优势。由于中国长期的援助，当地对中国企业比较友好，“像在马达加斯、莫桑比克、肯尼亚等国家，当地人不管认不认识你，都会过来聊天，非常热情”。赵云龙在当地一些大型基建项目中看到了中国企业的身影。“国内来的‘老大哥’们也会帮忙处理很多事情。”赵云龙说。
他的万顷土地项目就得到了很多中国出海人的帮助。现在，他也打算向其他中国企业家提供这种帮助。“我是特别愿意帮助农业企业来非洲，他们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很愿意提供一些无偿的帮助，希望大家能越做越好。”赵云龙对记者说。
赵云龙和不少人提过一个想法，他觉得可以由官方机构或者大型国有企业出面，在当地承包土地，再以招标的形式，吸引国内企业去当地投资农业，这样可以帮助企业越过最难的土地关，还能筛选出一批更有效率的企业。
对中国商人而言，非洲仍是一片财富和风险交集之地。
在非洲的这几年，赵云龙见识了不少腐败案例。赵云龙的司机和保姆是当地夫妻，曾计划窃取赵云龙1万元。赵云龙报了警，警察审讯完后，对赵云龙说交5000元钱可以对他们“严惩”，赵云龙连忙摆手，说没必要。
赵云龙也见识了不少极具戏剧性的财富故事，比如一个中国人被亲戚骗到非洲做装修生意，结果资金被亲戚卷走，自己无奈只能留下开了个小餐馆，因为当地人河流里有大量龙虾、罗非鱼，可以随意捕捞，他的餐厅就专门做龙虾卖给中国人，旅游旺季一天营业额超过3万元人民币。
但在赵云龙看来，比起财富上的索取，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需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融入当地，为当地的发展作出贡献。
“你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只是临时的在这里的，你创造的价值最终是要造福当地的。”他讲起一个故事，一位友商和当地农业部门开会时提到一句：“我买了你们土地99年”。当地农业部门立刻纠正，“我们的土地是国家的，不是出售，你只是以投资的形式租赁，请注意你的用词。”赵云龙说：“确实是这样，你租了99年无非是时间比较长，土地还是人家的。”
2020年初，赵云龙为当地捐献了两万五千只口罩。时任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亚太事务总监蒋学军知晓后，还特向他发来书面致谢。
当地人工作的习惯是工作一两周就辞职，等钱花完了，再开始工作，所以大部分公司的工资是周结，此外，还有大量流动人口。为此，赵云龙在农场里建了宿舍和食堂，还和当地孔子学院一起办了一所小学，赵云龙希望能够用这些设施让当地人能够长久地在一个农场工作下去。
“他们在这里扎根了，有工作做、有土地耕作，到最后我也会和他们讲，你们在种植了多少年以后，我会把土地无偿地给到你们。”赵云龙说。
公司在当地为员工建立的生活区
